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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真被捕入狱六年,出狱后改了两次名字,原名再也不用海口聘代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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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上个世纪,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改过名字,比如彭真。

  彭真的原名叫傅懋恭,跟“彭真”这个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,那么他为什么要改名叫“彭真”呢?

  在1936年之前,彭真一直都是用的原名傅懋恭,还曾经被捕入狱6年,出狱后,为了工作方便,就改名叫“炜实”。

  这个“炜实”是什么意思呢?其实也很简单,就是他的母亲姓魏,“炜”有光明的意思,“实”则是实事求是,寓意用光明照亮前程,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革命工作。

  不过,这个“炜实”只用了一年,到了1937年,他又改名叫“彭真”。

  这个“彭真”又是什么意思呢?也很简单,因为他的外婆姓彭,“真”则是求真的意思。从此,彭真就以这个名字行世。

  彭真1902年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,从小家里很穷,但父母说:“咱家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,地主把账本放在咱们眼前,咱们也看不懂,这才让地主老财欺负,就是砸锅卖铁,也要供孩子上学!”

  就这样,彭真上了村里的私塾,后来又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。

  不过,彭真并没有走父母希望他走的道路,而是在学校里经常组织运动,反对校长魏日靖。魏日靖是阎锡山任命的,在学校里无法无天,经常跟军警勾结,抓捕进步学生,彭真就联合了一些胆子大的同学,把魏日靖赶出了学校。

  魏日靖跑去向阎锡山告状,阎锡山大怒,立刻出动军警,包围了学校,彭真就和大家一起关上了校门,还组织起了一支自卫军,对外宣称:“为了真理不怕死,谁想同归于尽就进来!”

 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,阎锡山也不想把事情闹大,只好撤了魏日靖,把进步学生都放了。

 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,彭真还认识了一个人,对他影响很大,就是我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高君宇。在高君宇的影响下,彭真开始了解共产主义,读了很多共产主义的著作,让他如醍醐灌顶,激动地说:“我终于知道中国为什么落后了!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,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!”

  因为彭真在太原“闹的动静”太大,上了阎锡山的黑名单,阎锡山还叫嚣说,一定要活捉傅懋恭,我要看看他脑袋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!

  彭真在太原呆不下去了,就决定去天津。

  天津市东南有五个相邻的村庄,就是贺家楼、小刘庄、小滑庄、东楼村和西楼城,简称五村,五村的农民原本是清朝皇亲贵族的佃户,贵族们派“揽头”管理五村,层层压榨,农民们敢怒不敢言。

  彭真来到天津后,冒着被反动派抓捕的危险,深入调查后,对农民们说:“揽头想强夺你们的田地,你们除了愤怒,难道就没想过通过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吗?农民一盘散沙,只考虑自己的小利益,这就是反动派能欺负农民的最主要原因!”

  不过,要在反动派的地盘组织农民运动,需要有一个幌子,彭真说:“我从小习武,咱们就开个武馆,一方面可以打掩护,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农民们习武防身。”

  在天津的西楼前街,彭真开起了一家国术馆,农民们就以学习武术为由,经常来参加彭真组织的斗争,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。

  到了1929年6月,因叛徒出卖,彭真等人被捕。天津警察局长曾延毅看到“傅懋恭”的名字,大喜过望,说:“这个人一定是山西阎督军点名要捉拿的赤色头目!”

  曾延毅开始审讯彭真,但彭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,也不认识什么阎督军。曾延毅没办法,只好先把他关进监狱里。

  当时被抓的人都关在一个大房间里,彭真知道此时千载难逢,就对大家说:“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串供,把一些事都推到那些叛变的人身上,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!”

  果然,这招非常有用,那些叛徒们被“供出来”很多罪行,连警察们都不知道谁真谁假了,曾延毅也是越听越糊涂,气得拍桌子大骂。

  因为实在没有证据,曾延毅不得不释放了一批人,但不包括彭真,他知道彭真肯定是条大鱼。

  彭真被判了九年有期徒刑,是所有“犯人”中刑期最长的,但彭真根本不在乎判多少年,他早在入狱前就对同志们说:“我们的战场不一定要烽烟四起,暗无天日的监狱也是我们的战场,拿出必死的决心,为革命斗争到底!”

  彭真在大牢里多次组织绝食斗争,曾延毅对他是半点办法也没有,只好把他转移到了天津陆军监狱。不过,彭真已经通过秘密渠道把监狱里的情况给组织传递了出去,组织立刻在报纸上公开报道,舆论大哗,给曾延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。

  到了1931年,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,出于稳定形势的需要,下令特赦一批政治犯,彭真的九年刑期也减为六年。

  1935年,彭真“刑满”出狱,出任我党的天津市委书记,继续领导天津的革命活动,让曾延毅有苦说不出。

  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彭真出任晋察冀分局(也称北方分局)书记。彭真在晋察冀三年,对党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政策,进行了创造性的推广,说:“我们的武器是落后,但打赢日寇也不难,那就是深入发动群众。我们和群众不是油和水的关系,而是水和鱼的关系。”

  彭真还告诉同志们:“统一战线非常重要,进步地主是我们能在这里立足的重要保证,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,极左给我们党造成的危害还少吗?即使是反动地主,也有我们可以争取的地方,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。”在彭真的指导下,晋察冀抗日出现了崭新的局面。

  1941年,彭真离开晋察冀,到了延安。在延安,彭真写出了《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》,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。很多人来延安后,毛主席都会给他们推荐两本书,一本是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,另一本就是彭真的这份报告。

  1948年12月,北平解放前夕,组织决定由彭真出任北京市委书记。当时的北平,已经基本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,因此北京市委书记的地位非同小可。

  彭真当上北京市委书记后,最高兴的是他山西老家的亲戚,他在老家有个弟弟,对亲戚们说:“这下咱们傅家可算翻身了!我哥当了这么大的官,以后我们就不愁吃喝了!”

  弟弟不经彭真同意就来到北京,开门见山地说:“哥,肥水不流外人田,好事不能让别人占了,你得给我们在北京谋个好差事。”

  彭真有些生气,说:“我当这个官,是给老百姓服务的,不是给傅家人光宗耀祖的。北京是好,但如果所有干部的亲戚都来北京工作,北京能放得下这么多人吗?再说,你除了会种地还会干什么?来北京吃闲饭吗?现在农民翻身做主人了,你回家种地,一样是为人民服务。”

  弟弟回到老家后,跟乡亲们说了这些事,大家都很不理解。

  后来,彭真的父亲去世了,乡亲们都说,老傅穷了一辈子,这下儿子该回来好好操办操办了,让老人走得风风光光的。

  但是,彭真因为工作太忙,没有回来,也没有寄钱回来,只是给弟弟写了封信,说:“新中国不提倡奢靡之风,人不在了,送走就行了,不要大操大办。再说我也没钱,穷官一个,攀比之风不可长!”

  山西刚刚解放时,还有一些还乡团和土匪没有完全肃清,彭真有个弟弟傅懋惠去北京看他,说了这件事,彭真就把自己的一把左轮手枪送给了弟弟,但他严令在先:“这把枪只能对准土匪自卫使用,绝不允许把枪口朝着老百姓!”

  傅懋惠倒是听话,只留作防身用,平时不会拿出来,但是政府在清剿土匪后,开始从民间收缴枪支,就找到傅懋惠,希望他能配合,把枪交出来,给大家做个示范。

  傅懋惠很不乐意,说这把枪我是用来防身用的,平时从不拿出来,不会有什么危险。

  当地领导亲自去给他做工作,但傅懋惠仍然不想交,还说这是我哥送给我的,你们如果想收缴,就去找我哥哥吧!

  这件事闹得很大,连彭真也听说了,就给弟弟写了一封信,批评他不应该这么做,说我的官虽然大,但我也要遵纪守法,你们作为我的亲人,更应该带头遵纪守法,决不允许仗势欺人!

  傅懋惠本来还以为哥哥会为自己做主,但看了这封信后,也被哥哥的高风亮节所感动,很快就把枪交了上去。

  建国后,彭真因为忙于工作,几乎没有回过老家,到了1986年5月,彭真要去河南郑州视察,路过太原,山西临汾的书记就特地赶到太原,请他回一趟老家看看。

  彭真本来不想回去,但架不住大家太热情,就答应了,但也跟当地领导“约法三章”,说:“一、不要预先告诉大家说我回去,免得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产;二、不要组织人看望我,我是回去探亲的,应当我去看望大家;三、我是顺路探亲,不在侯马住宿了,当天就走,我想在火车上请亲友们吃顿饭,饭钱我出。”

  就这样,彭真在老家简单停留了一阵,就离开了,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  彭真晚年离休后,没有在家里享清福,而是担任海口聘代妈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、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,继续发挥余热。

  1997年4月26日,彭真病逝,享年95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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