伴随一批任职流官、汉族军民来到贵州，来到“苗疆”，将蚕桑、棉花、红薯、包谷等杂粮引进，推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。清代有几位到贵州任职的官吏积极倡导种桑养蚕、种棉纺纱、劝种杂粮等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乾隆年间任遵义知府的陈玉璧从老家山东成功地引进山蚕种后，遵义地区山蚕业获得了较大发展。
在乾隆帝的重视下，贵州总督张广泗、布政使陈德荣在贵州积极推广棉花种植，黔省开始出现了棉花扩大种植。如锦屏知县刘芾林从河南引进棉种，种植棉花。安顺府安平县旧不植棉，后经巡抚嵩溥饬令，植棉亦具规模。
（嘉庆）《百苗图》载，“洪州苗在黎平境内，女子善纺织棉、葛布，颇精美”。黎平府，“虽有崇山峻岭，而两岭之中，每多平坝，溪流回绕，且地利肥美，物产丰亨，山土种木棉，苗妇勤于纺织”。可见，清代中后期时，棉花已经被大量种植了，当地苗民还掌握了棉花纺布的技术。棉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，苗民从植棉业中获利不小。
乾隆皇帝诏令官吏，倡导种薯，“使民间共知其利，广为栽种，接济民食”这自然引起吏官的重视，“陈文政《红薯利民通禀》，……奉布政司温（即温福）批准，通饬全省广种在案”。兴义府，“郡之贫民，多用以代饭”。总之，在地方官的大力倡导下，蚕桑、棉花、红薯等这些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在贵州得以不断扩种，对贵州的农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
“新疆六厅”官员、屯民迁居黔省后，自然也会传播外来技术文化，发展当地经济。在流官的积极倡导下，内地农耕技术及与生计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艺在“苗疆”得以传播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外来技术文化进入“苗疆”社会，是一个渐进渗入和深入发展的过程。选择农作物品种、农业生产技术、陶器及小青瓦、豆腐加工、香、鞭炮这些文化事象展开阐述。
屯民带来系列农耕文化（农作物品种、农耕技术）、蚕桑技术、陶器及小青瓦、豆腐加工等，逐渐形塑了苗人的物质生活。此外，他们还传承了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技艺，如红屯堡的祭奠用香制作技艺、南屏堡的鞭炮制作技艺等。香、鞭炮已成为苗族礼仪生活所必需，对苗人的精神文化消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农作物及农耕技术的传播，开辟“苗疆”前，“苗疆”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很落后，不能与中原内地同日而语。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，土地肥力低，农业耕作粗放，生产效益低。“改土归流”后，建立了政权统治，实现了与内地统一的行政体制。屯民迁入后，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文化在民族地区传播并产生影响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是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及农耕技术的传播；二是日常生产技艺方面的影响。
蚕桑技术的引进，伴随一批流官迁居黔省，他们将蚕桑技术引进贵州，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新发展。《遵义府志·农桑》载：知府陈玉璧，“乾隆三年来守遵义，日夕思所以利民，事无大小具举，民歌乐之。郡故多槲树，以不中屋材，薪炭而外，无所于取。玉璧循行往来见之，曰：‘此青莱间树也，吾得以富吾民矣。’”陈玉璧看当地多青冈林，可用来放养柞蚕，于是决心从山东引进蚕种，发展蚕桑业。
历经三年的努力，蚕桑引进技术，终获得成功。自此遵义柞蚕业获得较大发展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贵州巡抚周人骥奏请在仁怀厅等处放养山蚕，“结茧数万，试织茧绸，各属效行”……其养柞蚕之法，《黔南识略》载，……。放养山蚕的方法，后来推广到贵阳及镇远府。
镇远府，“橡树尤宜，经大吏及有司劝谕，近皆放蚕收茧，与遵义同”。在清代地方官吏的倡导下，山蚕放养技术推广到贵阳府及镇远府等地。清初，遵义府辖今黔东南的清平、黄平及施秉一部分，遵义府官吏倡导的蚕丝养殖对黔东南地区无疑是有影响的。
《苗族社会历史调查（二）》有对雷山掌批一带苗族社会养蚕进行调查，有记载：“养蚕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。蚕丝是姑娘们制作盛装最需要的原料，所以凡有未婚姑娘的人家都要养蚕。一年可养两次，蚕种有买来的，也有自留或亲友互相赠送的。饲料都用桑叶。”
台江县革东镇稿午寨，“蚕苗语的名称是姑娘虫或姐妹虫，从养蚕、吐丝以至织成绸缎最先都是由妇女们一手操办的……苗族养蚕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在苗族的史诗和古歌中，都有唱到养蚕的章节。过去几乎家家植桑养蚕，……苗族有自己的养蚕技术，如采集桑叶要在早上，桑叶有露不能直接喂养蚕，要先挂在屋檐下把露水晾干，否则蚕易得病或吐丝不好。”
由此可知，苗族家庭历来有养蚕吐丝纺线的传统，植桑养蚕是家庭自给自足经济重要的副业来源，在黔东南地区已有一定发展，还积累了一些蚕桑技术经验。蚕桑技术的引进，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。在乾隆帝的重视和地方官吏的推动下，棉花也在“新疆六厅”地区扩大种植。兵备道任树森自河南购进棉种在古州令民试种。
陶器、小青瓦的传入，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，不同群体日用器具、住房建筑上呈现出自身的特点。丹江、台拱、清江、黎平、古州、下江、锦屏、天珠丹寨、都江一带，“周数百余里，皆深林大箐，林木葱茏，其木多松杉”，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源。
苗族民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，因地制宜，生活器具多为木制品，如木桶、木甄、木盆、木碗、木缸盖、饭瓢、水瓢、汤瓢、粪瓢等。虽这些木制品不是很精致，但却很实用。
“以前，雷山县域内居民不会制作陶器，吃饭、盛水等日常生活所用都是木碗、木桶、木瓢等一些就地取材、易于加工的简单木制品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地区之间开始互通有无，商品流通逐渐兴盛，商人肩挑贩卖，将实用土碗、土坛、土缸等带进雷山，以换取本地居民的鸡蛋、兽皮、粮食、木材。”安屯设堡汉人定居雷山后，建窑生产碗坛等陶器，传承了土陶技艺，使土陶业在当地得以产生和发展。
陶器是“苗疆”市场发展中交换的众多地方商品之一。在黔东南地区，苗族人口数量所占比例很大，因此苗族是土陶产品的主要消费对象。陶器外销主要销往周边丹寨、凯里、榕江、黎平等地区，每次赶场也销售部分。苗汉民族通过市场上的互通有无，各取所需，便利了群众的生活，也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。
制陶业之所以能够在当地扎根，哈尔滨中国正规招聘代妈融入苗族社会，本研究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原因。首先，泥土是土陶技艺得以传承和传播的先决条件。在地层深处隐藏着陶器的秘密，即陶尧、长丰泥土具有糯性，烧制不易破裂。正是有适宜于发展土陶的优质泥土，土陶技艺才得以在当地传播和发展。
其次，陶器满足苗族民众储酒腌酸等生活需要，为他们所喜爱。与木制品相比，陶器有着明显的优势。其一，陶器易于清洗干净；其二，由于土陶胚在烧制过程中温度可达超过1000℃，出窑的陶器经久耐用。
因此，木器具有可替代性。土陶产品简洁实用，更加方便人们生活需要，深受民众的青睐。不容忽视的一点是，在接触交往过程中，苗族感受到对方文化的优越性，主动倾向于认同汉族文化，这就为他们接受土陶产品提供了心理基础。
汉族定居雷山后，传承了土陶技艺，土陶器日渐取代了苗族原来使用的木制生活器具。正是因为苗族民众是土陶消费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，土陶产业也就才得以持续发展，形成地方生计生活互补的局面。民国前后迁居长丰村的苗族民众也开始纷纷跟汉族学做陶器，陆续加入陶匠队伍中，也以土陶为业维生。
山林葱郁，多为杉树，无论杉树木料还是杉树皮都是传统的住房建筑材料。贵州少数民族，“壮、侗、水、仡佬及苗、瑶多使用这种房屋，有“茅而不涂，衡板为阁，上以栖止，下畜牛羊猪犬”的“麻烂”，有“杉木为柱，可高数层”的“木楼”，有“去地数尺，以巨木排比，杉叶覆屋的“羊楼”，还有“依山而筑，架木如巢”的“吊脚楼”。
台江“反排地区产木材，95%以上人家是用杉树皮盖顶，很少瓦房。中农以上的人家用木板装修板壁，隔房间。贫下中农请不起工匠装修的，则多用杉树皮夹隔房间，四壁通风，不能御寒。”因交通不便，屋瓦沉重，苗族人民就地取材，传统民居为木质结构，木料做房架，墙壁用木板拼成，屋顶盖的是茅草、稻草、杉木皮，保暖御寒性较差，防雨性较差，易腐烂不耐用，不持久，过不了几年就得翻修更换，费力费时。
“晚清，陆续到雷山定居的汉人在陶尧开窖做瓦，尔后又在长丰增开瓦厂，供应县城内人们建屋需求。屋瓦制作整个工艺流程原理与制陶基本相同，都经过制泥、制胚、码窑、烧制等工序，只是要求没有制陶高，如瓦泥的细腻度、黏性等。”开窑做瓦在满足汉族社会需求的同时，也被当地苗族效仿、接受和消费。
有些苗族家里经济条件好的，也开始购瓦盖房。与茅草、稻草、杉木皮相比，小青瓦具有显著的防漏优势，在苗汉民族的接触交往中，苗族逐渐接受盖瓦的民居形式，而且能盖上青瓦的人家成为村中令人羡慕的对象。山中苗寨吊脚楼覆顶的小青瓦鳞次栉比，美不胜收。
总之，汉移民带来这些农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，为当地苗族所接受，补充了短缺，便利人们的生活。同时带来苗族原有文化的改变，实现了技术文化传播。粘稻、玉米、红薯、南瓜、胡萝卜等农作物的引进和扩大种植，改变了传统农业种植结构，也相应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。中原内地的农耕技术也被带到黔东南地区，使得当地农业有了新进展。
在社会生产方面，屯民建窑生产碗坛等陶器，受到汉族耳濡目染的影响，苗族日常生活中木器日益为陶器所替代，民居也由杉木皮做顶转变为小青瓦覆顶，当地民众的生活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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